烟、酒、席面饭菜、份子钱等都有明确规定,陕西省富县安子头村和武功县武功镇聂村,因为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问题,移风易俗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切实为村民减负,被评为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
日前,华商报记者走访了这两个村子,了解红白理事会的运行细则,以及如何推行、效果如何的相关故事。
武功县武功镇聂村
30多年前办场葬礼得花四五万,避免铺张浪费势在必行
聂村1990年10月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在这之前,办丧事要搭戏台、演歌舞、请号队,一场葬礼要花4-5万元。
“4-5万元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村民来说,负担过重。但不办得体面,又觉得丢面子,于是,村子里甚至出现了借钱办丧事的情况。”聂村村支书崔义锋回忆。
为了避免攀比之风盛行,时任聂村文书的崔义锋提出了“厚养薄葬”的方案,他认为,生前的赡养和情感联系,远比逝后的排场重要。
之后,聂村将红白喜事的开销列入村规民约:严格执行“一三四八”原则,即有一个组织——致丧委员会,由红白理事会负责;有三严禁,严禁唱戏、严禁歌舞,严禁管乐;有四不超,香烟每盒不超过10元,酒每瓶不超过50元,宴席每桌不得超过200元,乐人不超过4人;有八名送行抬丧的人员,打破了传统的六到八十人的抬丧队伍。
“1990年刚开始施行这个原则的时候,许多村民不能理解,他们说,‘我花的是自己的钱,你凭什么管我’。但是规定一旦开始执行,就不能有人破坏,所以就需要村委会的干部亲自上门,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崔义锋说,“一三四八”原则刚施行不久,有户人家要为父亲大办葬礼,“我去家里劝到了晚上12点,最终达成了协议,把搭好的戏台和请来的唱戏班子都退掉了。”
如今白事很简单,有时只有一个花圈一场追悼会
30多年间,聂村的村规民约也在与时俱进。崔义锋介绍,因为物价上涨,宴席的标准从不超过200元,涨至不超过300元。同时,所有要办红白喜事的家庭,都要先向红白理事会报备,由红白理事会根据清单列项,不能超出预算。“村里红白喜事的主持人都是我,上门为大家免费主持,让他们想花这笔钱都花不掉。”崔义锋调侃道。
崔义锋说:“现在的白事都办得很简单,有时候只有一个花圈,村里再为逝者开一场追悼会就结束了。村民们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已经变成现在的习以为常了。”
不仅如此,聂村的婚俗也在朝着简办的方向前进。崔义锋说,近几年,村里嫁女的彩礼钱已经减少了数万元,村委会正在努力引导村民适应新时代婚俗。
村民:如果为了面子在婚礼上铺张浪费,对两人之后的小日子没啥好处
鸡块、带鱼、条子肉、豆角、皮冻、扁豆、花生米……8凉8热的家常菜组成了一桌婚宴酒席,满打满算一桌菜一共花费近300元。婚礼的车队,也全是从朋友处借来的。聂村村民崔保印一直赞成村里红白理事会的规定。
崔保印不久前在村里给29岁的孙子办了婚礼,“孙媳妇是同村的姑娘。婚礼来的都是关系比较近的亲戚,还有附近的邻居,不到60个人。”酒席、烟、酒、现场布置等,按照村里红白理事会的规定,崔保印说这场婚礼一共花了四五千元。
而崔保印给孙媳妇的彩礼钱,在全村范围内也不算多,一共不到8万块。结婚贵在两情相悦,崔保印极力反对铺张浪费。“同村有的人娶媳妇,给了十二三万元的彩礼。我觉得近几年农村的天价彩礼,是受到了部分电视剧和网络中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大家出现了攀比心理,这是种陋习。所以,我提前就和孩子说得很清楚,两个人结了婚,就从两家变成了一家,两家人的家境也不宽裕,如果为了面子在婚礼上铺张浪费,对两人之后的小日子没啥好处。”
至于份子钱,崔保印说,孙子的婚礼上平均每个人给了50元份子钱。“大家家里是什么情况都非常清楚,前几年还有随1元、2元的。周围村办事,尤其是白事,常常大办好几天,远近的亲戚都要来,劳民伤财,只有我们村办事从来不铺张浪费,很多外村人都很羡慕。”
推行标准用了八九年,才让村民形成习惯
崔海泉是前届聂村村主任,他母亲去世时已是97岁高龄。“我侄子在外地工作,2016年8月份,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主张给老人唱大戏。但是我坚持一定要遵守红白理事会的章程,不能搞任何特权,于是我就劝他别铺张浪费,最后劝住了,原计划要花费4万元的葬礼,最后花了一万元。”崔海泉说。
崔海泉回忆,村里最开始成立红白理事会的时候,的确有很多人不适应,最开始两三年的推进情况不容乐观,好在村干部一直坚持走进家门宣教,直到八九年之后,村民才终于习惯了这项规定。
“就是要厚养薄葬,而且要一视同仁。当时我劝侄子的时候就告诉他,执行了这么多年的规定,如果突然被打破,那红白理事会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了。我们村执行了32年,现在周围村子的人都羡慕我们村,能把这个规定延续下来。”崔海泉说。
富县安子头村
对份子钱提出要求
每人不超过100元
不同于聂村的“一三四八”原则,富县安子头村施行的是“28123”模式,其中明确对份子钱提出了要求:每桌酒席用烟不超过20元/盒,酒不超过80元/瓶,村民随礼不超过100元,酒席数量不超过20桌,每桌席面饭菜不超过300元。
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党委下辖10个村党支部,安子头村就是其中之一,安子头村的红白理事会成立于2019年1月,17名村民组成的红白理事会成员,让这个模式扎根在安子头村。
记者了解到,安子头村的村民最开始也不适应。孙小宏是理事会制定标准后第一个过事待客的人,2019年是他母亲去世三周年,孙小宏已经花了几万元订好了烟酒。理事会工作人员劝他时,他并没有立刻同意,村干部不断劝说,孙小宏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如今在安子头村,每当有村民家过红白事,理事会都会把红白理事会的章程牌匾放在主家院内,不仅主家能看到,亲戚朋友也能看到。原来的多顿酒席,也逐步改为一顿,“既做到了热闹,又做到了节俭。”吉子现党委书记安育龙说。不仅如此,安子头村还提倡不收彩礼(聘礼),不收上车礼、下车钱,反对借婚姻索取高价彩礼等财物。
迄今为止,安子头村已举行的54场婚丧嫁娶全部遵照红白理事会的章程操办,每桌节约500到700元,平均每场红白喜事节约9000元。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对于上述红白理事会的做法,市民是怎么看的呢?华商报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刚刚举行婚礼的市民。
比起排场和面子
更看重丈夫的心意
1997年出生于内蒙古的胡敏,今年5月2日和丈夫登记结婚,婚礼在丈夫老家西安市周至县举办。
“婚礼来了近200个人,主要是我老公村里的邻居,份子钱大概收了4万元。置办婚礼酒席、装饰婚房、购买水果干货、请化妆师,林林总总花了近7万元。”胡敏说,“加上婚礼现场的宾客和不能到场的朋友,随的份子钱和办婚礼的花销基本持平。”
和家乡内蒙古的份子钱相比,胡敏说,周至县每人平均200元的数额很低。“老公家里的不少邻居,都是随几十元,关系很好的随100、200元,非常亲近的才会上500元。”
比起面子和排场,胡敏更看重丈夫的心意。“我们在一起5年了,我更看重他对我的小细节。没了铺张浪费的婚礼,这些钱都能花在新人身上,之后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所以我不觉得‘红白理事会’的规定是寒酸。”胡敏说。
亲戚朋友来捧场最重要
情谊不能用钱来衡量
小常今年25岁,今年9月9日和丈夫在咸阳市三原县完婚。“一桌饭大概350元,白酒130元一瓶,烟15元一盒。出席婚礼的基本是关系近的亲朋好友,份子钱最低300元,最高1000元。”小常说。
小常说,能感觉到近几年的份子钱高了一些,“我觉得‘红白理事会’的模式是件好事。红白事贵在亲朋好友在现场,不能简单用钱来衡量。就算是一桌饭菜花了上千元,结果没人来,最后也是浪费。”
专家看法
攀比之风歪曲民俗本意
“随份子要根据实际能力来,超过能力的钱数就是虚荣心作祟,不但助长了攀比之风,之后还可能因为‘来’和‘往’的钱数不一致而引发矛盾,歪曲了传达祝福本意,破坏了礼尚往来的民俗习惯。因此,我赞成‘红白理事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热点专家王晓勇博士说。他同时认为,村属于基层管理组织,在执行该规定的时候,不能越界,也不应强制,应该和当事人进行沟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宣教众人。
他山之石
多地已推广
不局限于农村和红白喜事
近年来,红白理事会的模式已在福州、银川、安徽、内蒙古等多地推广。
2017年,福州市高新区南屿镇南井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推进移风易俗改革。同年,银川市西夏区德林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借助村级活动和村民微信群,向村民宣传移风易俗知识,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
值得注意的是,红白理事会的脚步已经走出农村,涉及的事务范围也有所拓宽。2019年4月,安徽合肥蜀山区首个红白理事会成立,其职责包括帮助居民办理婚丧嫁娶、乔迁升学等相关事项。针对金榜题名但家庭经济困难的家庭,红白理事会还会开展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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