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后疫情时代的旅游需求 与四个方面息息相关

在疫情大流行、经济大振荡、世界大变局面前，无法平静地聚焦于旅游行业的具体业务问题，也无法找到答案。从未有过的外部世界的变化让我们不得不关注核心问题，即世界局势的变化、世界经济的起伏跌宕和我们自己面临的内外部突出问题。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旅游业的危机与转机”。“危”是确切的迫近的，我们本身就在危机之中，“危”来得很有质感;但是“机”不很确切，不管是机遇还是转机，好像都比较长远。现在最大的危机还是经济衰退，各国的经济衰退，衰退范围之广泛超过史上任何一次。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衰退，激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国际、国内冲突。当前是国际秩序危机、各国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危机，多重危机。而且国际上的冲突，90%是冲着中国来的。因此在当前“抗衰退”的举措中，我们面临的是加倍的困难和双重的压力。我们振兴经济所依靠的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出口都同时面临着40年没有经历过的新考验。出口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力目前只能设置为“x”，未知求解;因此另外两大需求，投资和消费，不得不加强支撑力。关于投资，5月人代会上正式通过了3.6万亿的新基建预算方案，这是中国走出经济衰退的“重磅举措”，其他国家也都动用财政赤字，并且比重远高于中国，但是能落实到投资上，形成重振经济的长短组合拳，还是中国更有优势。而刺激消费则是各国都在做的基本题、基础题，恢复正常消费才是恢复就业的“基本盘”，扩大消费是重启繁荣的“基本动力”。对中国经济还是“强迫转型”的必答题、加分题。

这就遇到我们目前最纠结的问题：消费突围是重振经济的必然路径，但是现阶段又面临着“经济衰退带来的消费能力下降”。这就是一个困局，一个悖论。谁能告诉说这到底是“危”还是“机”?很难讲。思考这个问题，不是“在旅言旅”可以找到答案的，无论如何离不开研究当前复杂的经济走势，需要在起落振荡中寻求旅游业的机会和规律。其中的基本问题是：在新的变局下，旅游需求还能不能持续增长;怎么持续增长;进而旅游业能不能保持以往的繁荣，能不能长期繁荣、深度繁荣。在已知的规律中，旅游是弹性消费，按照第一性原则，旅游消费在经济衰退中首先被压缩的，毕竟没有人可以饿着肚子去旅游。

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我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思考。这次整理了4个问题：第一是收入下降和旅游需求;第二是消费信心和旅游需求;第三是发展阶段和旅游需求;第四是消费张力和旅游需求。

第一个问题关于居民收入下降和旅游需求。居民收入下降这是一个现实，不然中央4月政治局会议也不会把“六保”“六稳”作为基本任务，也不会有如“地摊经济”这种40年前的商业形态卷土重来。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特色，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倒退。但不管怎么说，居民收入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统计二季度数据还没有出来，还是用一季度的居民收入数据，能看出最核心的两个问题：一是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负9.5%，从常态下增幅9%到-9.5%，其间是18.5个百分点的下降曲线，断崖式。这是我们都有切身感受的。二是第二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增长0.5，也就是基本和去年同期收入增长持平。从具体感受中，有人对此很不认同，说我们都失业了，全国居民收入还持平?谁给我们“平均”了。我分析认为，第一季度居民收入数据持平有合理因素：第一季度的入户调查数据包括春节，春节历来是居民收入的集中期，“年奖”“年薪”“年底付薪”，全年的收入集中在春节前，所以尽管2月疫情已经开始，但是一季度的收入还和去年保持持平。但是第二季度数据还能不能在这个状态?不太可能。也就是说居民收入降低的困境主要在二季度以后体现出来。

对于居民收入和就业，国家统计都有一个时滞，必须有些补充调查以对局势做真实判断。在一个调研论证场合，我有一个测算：3亿人以上的人群在这次疫情中收入受到影响。1亿农民工，1亿市场化就业的人群，1亿就是依靠社保支撑和生活的人群;参与调研的经济学者们认为比较靠谱。“3亿人收入受影响”，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是美国的总人口一样多的巨大人群!掉头看看美国，3亿人有4400万人失业，已经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应声而起，而我们3个亿以上的人群受到影响，但基本民生有保障，社会状态较稳定。为什么同样的“收入下降”，社会状态却不一样?从社会个体的感受而言，中国社会经历过疫情冲击，人们确认，收入下降是暂时的;从社会结构来看，收入下降冲击面很大，但是分层次、分地区、分结构;从居民承受底线判断，中国居民的社会财富起到了保底和支撑作用。中国人的财富水平在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还谈不上“支撑”。但是在疫情之前，即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社会调查司做了一个深入的居民财富调查，调查规模比较大，银行掌握账户，所以也比较准。结果很令人吃惊：中国城镇居民户均家庭总资产为317.9万元!除却9%的负债率，户均家庭净资产还有289万。谁设想过中国居民家庭有这么多财产?我们又被平均了吗?但是居民财富的数据结构说明这个还真不好被平均，因为居民户均净资产中，只有20%是金融资产，70%多是实物资产，主要是房产。调查显示中国居民住房拥有率达到96%，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住房拥有率，就收入水平来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对比美国，把社会收入阶层五等份，每个收入等次中，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都高于美国同等收入层次的住房拥有率，特别是社会收入最低的20%人群，美国的最低20%人群中住房拥有率只有30%多，中国这个层次的人群住房拥有率是接近90%。难怪美国在疫情冲击下，社会动荡那么大，最低收入的人群中“无产阶级”有太大的比例。中国话说，有恒产者方有恒心。我认为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向中产阶层演变。从“中等收入”到“中产阶层”，是有本质变化的。居民拥有资产是“反消费脆弱，强经济韧性”的保证保障和基本逻辑，而且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逻辑。本次人代会再次研究的“房地产税”，我们希望制定政策充分全面考量，不要对消费产生深层影响，不要与扩大消费的政策取向产生对冲。各种政策都要有利于增强居民财富能力。财富能力就是消费能力。

第二个问题关于消费信心和旅游需求。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危机时期，信心对消费的影响大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根据“疫情期间中国和美国信心指数”对比，中国消费者信心1月是高企的，2月因为疫情，直下13个百分点，然而3月回升，然而4月却再次下降，不仅低于3月，而且低于疫情最严重的2月。5月数据还没有，估计可能回升一些，6月可能继续微回升。3月份的信心回升，是因为疫情虽没有结束，但是绝大多人认为事情是可控的。4月份的下降，是看到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形势复杂性都有自己的判断。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1月份高企，2月份中国疫情已经拉响了危机警报，但美国市场浑然不觉，信心指数比1月更高，但是3月、4月美国的疫情发展，终于使消费者信心断崖式下降。到5月曲线持续的低位，6月估计更低。看得出美国人对于切身事件反应非常强烈，但是美国人不考虑那么多国际局势。如果说美国的局势恢复稳定，美国的消费信心反弹也快。美国消费者有几次大的信心跌落，特别是2008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较而言，中国消费者信心比较平稳，高的没有美国高，低的没有美国低。

这里有很多信息。根本一点，中国消费者信心比较稳定，是因为市场供给的稳定。从6月份的消费状况表看，居民家庭债务情况、物价情况和生活相关的基本商品情况一目了然：销售和消费都是稳定正常的;粮食、能源、货币等战略商品价格和供给也都是稳定的。中国政府在稳定经济、稳定社会上的机制和能力，确实是第一流的，本次平抑市场，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着痕迹。市场上看到的结果就是“稳定”。实际消费市场的稳定，坚定了消费者信心。还有一点，中国消费者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消费者阶层中，谁的信心最稳定?不是中高收入阶层，而是中低收入阶层。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心理承受能力比“有钱人”不低。我们的中产阶级是焦虑的，特别焦虑。我理解中国中产阶级都是在经济成长的环境中奋斗过来的，我们经历的经济环境一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环境，经济减速直接影响到自己已有的生活，还真没有过。这是一次淬火，经济的波动总是难免的，是“非常态的常态”，这也是中产成熟的必修课。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是有根有底、有未来前景支撑的，对于研究者，对于媒体，第一应该“反忽悠”，不要来不来就是我们是全球最大规模、全球最多。第二就应该“反唱衰”。对经济前景的合理预期本身就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动力，“市场恐慌就是金融危机的开始”。现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就业问题比较严峻，小型金融企业不时有“爆雷”，美国的全面封杀，科技产业的“四渡赤水”，“中概股”的受阻，形势确实困难。这个时期，坚定信心是社会最大的利好。我一直认为，恢复旅游繁荣也是增进社会信心的一部分。

第三个问题关于发展阶段和旅游需求。危机中旅游需求会调整、会萎缩，但是需求趋势不会变，因为我们需求的动力来自“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2020年从全面小康转向更加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最重要的社会表征是“中产阶级主流化”，就像日本在80年代追求的“一亿总中产”。这是和工业化现代化匹配的社会发展状态。

到底什么水平算作“中产”?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以上的都应该是中产阶级。那么按照《中国居民收入五等份表》，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3个层级的近8亿人口都在中产以上，这和我们日常认识太不相符，多数人感觉，一人一年收入2.5万算什么中产?至少，户均收入10万以上才算个中等。同时新中产、老中产“各自标准”也不一样，老中产阶层有“房子”“车子”“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基本保险障”就自认为中产了;但是新一代中产，必须加上科技需求、经常性的休闲度假、更好的教育、更好的保障。中产和贫困，永远是相对概念，水平是“水涨船高”。所以，我们的“五等份表”中，各个层次都还要提升增长。但是作为国家战略任务，目前的要务是全力推进中低收入、低收入两个层次的人群进入中等收入，这就是总理说的6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的阶层。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有不平衡，比起美国，我们中等收入阶层差距主要特点是“城乡差距”“知识差距”，还有“体制差距”。这正是我们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打破这些差距，就是最大的释放需求”。当前阶段的中产阶级的主流化，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机遇。

回到发展阶段和旅游需求的关系上来，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甚至是短暂的经济衰退，旅游需求不会衰退。发达国家尤其那些福利国家，常规带薪休假和传统的家庭度假，都不会根本上衰退。中国这个发展阶段，居民整体的实际消费能力不会下降，日常消费不会受影响，旅游消费经过阶段性的恢复增长，之后可能稳定在基本水平上。具体说，出入境市场“短期休克、中期低迷、长期审慎复苏”。国内旅游休闲度假，则是“短期恢复、中期调整、长期稳定”。同时面对眼前的各种“不确定”，经历过危机淬火的中产阶层消费状态会调整，消费决策会谨慎，奢侈消费会调整。但是中国人的生活目标不会变。因此可以判断：谨慎不是降低，成熟不是降级，调整是理性。这次危机的淬火，也许会从整体上推进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成熟的进程。

因为中产阶级成熟了，在今后的产品上、方式上我们可能都要做出相应的转变。转机，这是旅游业从低质量向高质量转型，消费者的谨慎不是降低要求而是提高要求，调整是理性。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消费张力”和旅游需求，我们知道旅游业是有消费弹性的，有弹性就应该有张力，不过我们对“消费张力”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要在实践中总结。

我们一直在比较中国消费市场和美国消费市场大小的问题，但是比较谁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对于判断发展程度不具意义。我们需要的是要从发达经济体的模本，研究和测算中国居民的消费空间和消费张力。这里有很多认识需要澄清。前段时间，一位财经作家的一篇文章很火，写贫富差距的大现象，以文旅部提供的“出境旅游人数”“乘飞机人数”为例，以此说明“70%的多数人”是被平均的分母，以此说明出境和乘飞机旅游对于“70%多数人”还是奢侈享受。如果他的“分母说”是考证过的，我认为这是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方式“逐步传递”的过程，从30%传递到70%的过程。如果30%的人出境，人数就达到1.6亿，出国就达4000万，民航年客运就达15亿，那说明这70%的分母支撑着巨大的消费成长空间，可以释放是巨大消费潜能。我们相信，这个传递过程的速度可能很快，超过一些分析者的想像力。

另外，用日常消费的数据说明分化严重，是一种思维偏差。贫富差距加大是现实世界的主要矛盾，但是21世纪的贫富差距，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资本多寡的问题。所以，《21世纪资本论》批判的是资本金融化、知识资本化， 1%占据20%的财富，10%占据40%的财富，那都是资本财富。在消费上，绝不是这个规律!1%的人能坐20%的飞机吗?10%的人能消费40%的食物吗?不能。在日常消费上，21世纪是趋向均等化的。美国的大富豪与其他3亿人的基本消费方式没有根本差别，扎克伯格和马斯克都不换T恤的。在发展不平衡的经济体中，消费差别本身就是“消费的张力”。比如说，旅游消费存在的各种差别， “梯次发育”“多层次性”“千层饼式结构”，这是消费的多样化，是旅游消费层层进步递进成长，是分时分层分阶段，不是分化。

精神和文化需求都是最具张力的消费领域。这个规律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住房拥有率已经96%，不再是一个可以带动无限增长的领域;汽车领域4.3亿个家庭拥有3亿辆私家车，不到户均一辆，比照美国是户均两辆的水平，还有一定空间。而文化和旅游以及精神产品，虽不是传统“大宗消费品”，而且会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小宗”，但是这个领域的增长会持续进行，不断提升，无边界联动，永久繁荣。

结束时，我们回到开始说的那个基本问题：在新的变局下，旅游需求还能不能持续增长，怎么持续增长;进而旅游业能不能保持繁荣，能不能越来越繁荣，深度繁荣。通过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坚定信心，因为旅游需求建立在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上，发展阶段是根本机遇，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成长机遇，精神文化需求刚性化是结构性机遇。疫情冲击和经济衰退都是曲折波动，但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轨道，退是退不回去的。“需求向好” “中产阶层向好”，那么旅游向好不向好，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适应能力、变革能力和创新能力了。（作者 杜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