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拷问资金链 中小微企业小频快融资难问题需解

长久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中小微企业的流动性危机更为凸显。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研显示，疫情发生后，90%的中小企业陷入困境，企业大面积停工，营业收入骤降，固定支出不减，加剧了资金紧张的局面。

据该协会最新的调研数据，由于金融体系支持中小微企业覆盖面有限，30.36%的中小微企业反映融资困难。中型、小型、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比例分别为29.51%、34.44%和28.16%。43.76%的企业希望提高金融普惠性支持;其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占比分别为45.17%和46.57%。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给中小企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在收入减少、成本刚性的双重挤压下，中小企业的脆弱性更加显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张竞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资金链条紧张以及融资能力弱的问题在今年加剧，成为众多中小企业的生存“枷锁”。

7月22日，最高法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将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司法解释的修改又会给中小微企业贷款带来哪些影响?21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线采访。

银行流程可能没走完，工厂就已经扛不住了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荣达工具厂的负责人黄卫荣就在今年2月，遭遇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资金危机。

黄卫荣的工具厂开办于2013年前后，主要产品是电锤、电镐所需的轴承、转子等零配件，经过七八年的发展，目前年产值达到接近千万的规模。

距离海门十分钟车程的启东市天丰镇是国内的最大的电动工具生产基地之一，因此上下游的产业链在此集聚。光黄卫荣家所在的海门刘浩镇，电动工具的配件厂就多达二三十家。

天丰也是国内电动工具的主要出口基地。今年年初，随着疫情的蔓延，道路封闭，物流停工，海外订单骤减，让这座电动工具之都也接近停摆状态。

按照惯例，每年的三月是黄卫荣与客户结清前一年账款的时候，让他感到不妙的是，到了时间他的客户们迟迟未能打款，一个月后客户找上门，表示资金出了一些问题，恳求他“我们能不能拧成一股绳”。

黄卫荣也很为难：“客户不给钱，原材料的货款和工人的工资还要结，我怎么办呢。”他盘点了一下，工人工资不光要维持，在招工困难的情况下还要比平时多加一点，一来一去出现了10万元的资金缺口。

放在平日，这也不是多大的困难，和供应商商量延长一下账期，十天半月的流水就能补上缺口，然而疫情期间大家都难，资金链的危机就像一条点燃的引线，从下游向上游传导。“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黄卫荣说。

“像我们这样的小厂，用钱的需求往往是比较短期的，金额也不大，走银行的流程可能钱还没有批下来，就已经扛不住了。”黄卫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身边有朋友找银行贷款，银行要实地查看厂房和设备，对抵押物进行估价，并且还要提供担保人，一层一层审批手续十分繁琐，前后流程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黄卫荣左右衡量，还是决定通过别的途径解决，他找到了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以万分之五的日息贷了10万元，提交资料十天之后就收到了款项，解了燃眉之急。目前，他已经向该互联网金融公司还了这笔贷款。

超80%小微企业未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

正如黄卫荣所说，这些在大企业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今年疫情期间拷问着无数的小微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研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30.36%的中小微企业反映融资困难。中型、小型、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比例分别为29.51%、34.44%和28.16%。43.76%的企业希望提高金融普惠性支持;其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占比分别为45.17%和46.57%。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用不健全等因素，其融资需求表现为‘小’、‘频’、‘快’，即融资规模小、需求高频次、资金周转快。”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张竞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相比之下，大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经营规模大，融资量大;大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多，其可用于抵质押的担保物多，相较中小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长期低息融资。

黄卫荣也告诉记者：“实际上只要坚持过最困难的三个月，就能活下来，但有的时候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就像能够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看起来不值一提，几万十几万而已，但这样的需求常常被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所忽视。”

张竞强在采访中指出，现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时，面临四方面困难：一是过于依赖抵押品，而中小企业大多数是没有足够的抵押资产;二是审贷标准偏重财务数据，大多数银行缺乏基于中小企业“软信息”的审贷标准，如三表(水表、电表、报关表)、三品(人品、产品、押品)、经营历史记录、税收、知识产权等;三是审贷流程漫长而低效，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小频快”的特点;四是绩效考核偏重于不良率和业绩，造成商业银行更愿意发放低风险的国有大企业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约有小微企业3000万户、个体工商户7300万户，而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约为1800万户，仅占17.5%。也就说，超过80%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未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中国的金融主体上是银行主导的，中小企业在间接融资的系统中处于劣势，并且在中国的语境下，还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金融歧视”。

张竞强认为，这与现行的企业信用评价机制有很大的关系，信用体系不健全，缺乏全国统一的征信体系，使得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变得困难。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包括企业及企业主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特别是针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缺乏权威的征信系统，导致商业银行在提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时，不得不通过自身力量去调查核实大量的中小企业或企业主的信用状况，不仅难度大，时间长，增加了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风险，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贷款意愿。”张竞强指出。

小微企业更关心融资渠道能否拓宽和丰富

黄卫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他们这样规模的企业来说，贷款的灵活性和放款周期短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高利贷，即便民间借贷的利息略高，也可以接受。

“民间资本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审贷流程相对简化，放款快;但是高利率往往也会压垮中小企业。”张竞强说。

恒大研究院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民企融资环境报告2020》显示，民营企业各项融资成本均明显超国有企业，其中民间借贷利差更是超过300BP。民间借贷利差的高企不仅反映了民营企业的信用溢价，而且反映了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和债券融资的可及性较差，使其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推升了民间借贷利率。

据上述报告统计，2018年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利率、长期贷款利率、债券发行利率、民间借贷利率和融资担保费率分别为5.17%、5.28%、5.66%、7.41%和3.79%，同期民营企业分别为6.05%、6.31%、6.77%、10.9%和3.01%。民营企业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债券发行、民间借贷利率分别比国有企业高了88BP、103BP、111BP和349BP，仅融资担保成本民企略低于国企。

融资过程中的“担保费”“过桥费”也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沉重负担和风险环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在近年的调研中发现，被调研的企业普遍反映，当企业借助过桥资金还清旧贷款却又迟迟无法成功申请到新贷款的情况下，往往因此陷入过桥资金陷阱。

张竞强告诉记者，担保公司通常是按照企业与银行所签贷款合同中约定利率水平的50%收取相应担保费。中小企业担保贷款的实际融资成本为11.5%—12.9%。另一方面，一些地区“互保圈”失信、逃贷、跑路不断发酵，出现了一家企业的问题引发相关企业受牵连的连锁反应。在转贷续贷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借入短期高息过桥资金还贷，由此而产生的“过桥费”，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沉重负担。

今年7月，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拟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这一举措旨在遏制高利转贷、违法放贷等行为，降低中小企业在民间融资的成本。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周清林副教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市场能接受的利率水准为15%左右。24%的利率司法保护区上限已经远超15%的市场接受能力。这不但阻碍了中小微企业的民间融资，也使得违约风险与刑事风险丛生，应当得到调整。

在黄卫荣看来，民间借贷利率下调对企业来说能够减轻压力，但是他更关心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能否拓宽和丰富。

建议：四方面入手破解融资贵、融资难

《中国民企融资环境报告2020》指出，民企融资难贵，根源在于三大层次五大原因。金融体系层面，一是我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民企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金融机构层面，二是监管、制度、风险收益等因素导致银行偏好国企，民企融资受到挤压;三是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一刀切”，部分依赖非标融资的民企融资压力加剧。民企经营层面，四是中小微民企资产规模偏小、缺乏抵质押物;五是部分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经营不规范、负债率过高等问题，难以达到银行授信标准。

但可以看到的是，中小微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已经得到了中央层面的关注。今年上半年，政策性金融、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多方面的解决措施正在逐步落地。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目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超13万亿元，平均利率6.03%。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查数据显示，普惠金融政策获得小微企业普遍“点赞”。一些过去与银行“绝缘”的小微企业主，首次通过线上快速获得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贷款，对缓解企业资金周转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季度，中小企业资金指数有史以来首次高于景气临界值100。

张竞强表示，破题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贵、融资难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尽快制定具体规则，落实中小企业贷款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和合理提高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中小企业由于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水平低、管理能力差、抗风险能力低等问题，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合理提高不良容忍率的法律规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二是完善担保融资制度，加快应收账款等动产融资。在发达国家市场中，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是基于动产来进行的，而非不动产。例如，在银行业高度发达的美国，90%以上中小企业贷款是动产融资。但在我国，由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无法利用自身的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等动产作为担保来融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融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存货、机器设备为担保品的担保融资才刚刚起步，进展缓慢。

三是推进新三板发行与交易制度改革，解决新三板的流动性问题，促进新三板成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

四是落实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降低税率，避免重复纳税，激励创业投资行业。引导创业投资资金投资发展于周期长、技术含量高的创新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