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大的民生指标”——就业在今年迎来了一场小考,可是政府不必担心,因为截至2019年年底,“十三五”的预定目标——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已经超额完成。
在过去的4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1300万人,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数字背后是一个大国对抗经济下行的努力。
“就业优先”,这一在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出现的表述,已成为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依据。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向记者梳理了“十三五”期间政府在就业领域的工作,感慨大国之治的不易: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保障,二字的背后是预期、是人民的获得感。
就业优先
“十三五”时期,就业被摆上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2017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理说:“‘十三五’这么多规划,为什么今天专门讨论促进就业的规划?因为对中国来说,就业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最大的民生’!”
《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以下目标: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创业环境显著改善,带动就业能力持续增强;人力资源结构不断优化,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明显提高。
这在数字上则体现为:“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约1.7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55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比重达到32%……
最新数据显示,《规划》已经变成了现实。于洪说,这是巨大的成就。“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稳中有变,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结构性调整期,“调整期各行业领域都会面临阵痛,就业还能达成这样的指标殊为不易。”
尤其是2020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上半年,我国GDP同比下降1.6%,而与GDP息息相关的就业指标却展现出了它的韧性——1-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
这是极不寻常的。据相关测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产生约200万个就业岗位。2020年,两个指标却背离了这一规律。
“一方面是因为传导的速度不一致,另一方面也真正体现了‘就业优先’的安排。”于洪认为,这是各地保就业、稳就业的结果,“就业政策的传导非常直接,疫情发生后,很明显能看到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给予了各个层面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过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主要还是看经济增长速度等,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扩大有一个系数关系。随着我们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与其间接地寻求就业目标,还不如直截了当把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实施的依据。”
于洪说,经济负重更要拉紧就业马车,因为就业是能突出感受到的问题。“在大家都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显然要着力去解决这个能最明显感知的问题,这才能保住人民的获得感。”
这是饭碗的问题
就业关系到“饭碗”,关系到一个个家庭的生计。站在“十三五”的收官和“十四五”开局的节点上,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成了大家的共识。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就业的结构性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如何改善就业环境、促进就业,已成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蔡昉觉得,要促进就业,“织紧社会保障网,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十分关键,这被他评价为“既可以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未雨绸缪之举”。
“这个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短板需要加快补齐,最紧迫的莫过于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户籍身份之间和就业性质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而且,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提高社会政策托底水平,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蔡昉说。(记者 张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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