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赋能产业链现代化

数字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是继工业化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领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智能化。正如《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数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造价值链，并为增值和更广泛的结构变革开辟新的渠道。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全面展开，必将为产业格局优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带来深刻影响，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发力

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船小好调头，国有企业犹如一艘航空母舰，不仅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业务链也比较长，体系比较完整，在产业链中举足轻重。尽管经过几轮主辅分离、业务清晰化改革，但总体规模仍很大，产业层次较多，业务领域还比较宽。所以，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双重影响意义，一是数化业务链，二是优化产业链。既要瘦身强体，也要破旧立新、变革图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

当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化”了之，数字化转型不意味企业范式的彻底颠覆，完全从线下转为线上，从实体化走向虚拟化。或者是把数字化转型当作是单纯追加技术投资，增上新项目，从实体业务转型新技术公司。毋庸讳言，改变必然存在，企业必须彻底更新制造流程、分销渠道或商业模式。但数字化转型更多还是要通过渐进式的措施，实现产业升维和核心价值再造。

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区分产业类型特点和产业层次，重点围绕基础端、平台端、应用端三个维度展开：加强网络建设，促进互联互通;强化平台功能，实现在线协同;提高应用水平，打造数字化新场景。

第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数字化的根基所在，决定数字化的功能水平和应用前景。首先，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供给能力和水平。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及时传送、数字实时处理的基础保障能力。特别是要推进5G+工业互联网建设，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供给能力，努力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保障。

其次，要强化企业网络联通。面向企业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网络需求，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推动实现“智能感知、网络协同、敏捷响应、高效决策、动态优化”。破除“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推动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数据实时流动与共享，在企业整个业务流程中实现跨部门的系统互通、数据互联，促进基于数据的跨区域、分布式生产、运营，提升全产业链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万物互联时代，企业的联通能力也是企业的竞争力，数字化转型就是要从互联互通起始，并通过互联互通不断来提升数字化水平。

第二，强化平台功能。平台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首先，要从中心化向平台化转变，从生产中心、销售中心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平台体系。通过平台促进数据集成、流程集成、应用集成、界面集成。

其次，要加快产业平台建设。搭建工业云平台，中小企业可以用公有云平台，头部企业自建或合作建设数字化平台。推动制造能力的平台化，通过将数据化的制造资源在平台上进行模块化部署，培育百万工业APP，推进制造技术软件化提升，并根据技术需求进行软件化创新。强化技术软件化云服务，依托工业互联网和云平台，构建基于市场的模块化生产流程以及基于数字的工业APP，进而实现制造能力(工业设计APP、工业检测APP、工业仿真APP等)在线交易。推动实现线上定制、远程设计、协同制造，全面创新产业模式和产业链形式。数字化的定制时代，供求精准对接的产业链将改变原有的产业发展模式。

最后，打造数字供应链。通过数据业务化、业务数据化，构建线上线下、全流程、一体化的供应链体系。其特点是以需求为导向、反向供应链的产业组织方式，注重数据驱动、实时链接、智能配对和利益共享。以供应链引领产业链，促进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第三，打造应用新场景。数字化正在推动场景革命，生产生活新需求不断推动数字应用创新，营造许多应用新场景。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数字资源深度开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实现数字覆盖。生产生活中大量数字应用，形成新的数字化场景。数字工厂、数字制造、数字消费、数字支付、数字生活。线上线下业务融合，催生在线经济、到家经济、非接触式经济发展。随着5G技术的大量应用，还会加快实现新的场景革命。

数字化不仅仅是一个“新兴技术概念”，更是一个“商业概念”，它在推进技术演进的同时，更加深化经济社会变革。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此应有足够的准备。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的影响

国有企业是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这些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必将对产业链带来深刻影响，推动重构不同产业或不同产业部门以及上下游产业之间的链条关系，重塑产业生态和产业链格局。

首先，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链模式转换。数字化转型减少中间环节、简化业务流程、优化关联组织、节约交易成本，推动产业链从规模性向功能性转变。如果说我国产业体系主要是依托国有企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话，那么，产业链也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形成的。虽然随着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正不断改变这一格局，但国有企业的总体影响力仍在。正是国有企业以规模为取向，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影响产业链上下游纵向拓展、供产销横向展开，产业领域几乎全覆盖，并形成集中控制和垂直管理的产业链模式。为追求产业规模扩张，推进业务多元化发展，不断增加新业务、新项目，最大限度地保证产业运行的自给自足，甚至把相关辅业也包容进产业链之中，虽然产业链条不断延长，但产业链的水平并不高，活跃度不足，稳定性也比较差。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链发生深刻变革，从过去基于计划分工形成的产业合作，到基于市场竞争形成的产业联系，推动产业链变迁，形成更具特色和活力的产业链。特别是国有企业“主辅分离”改革，聚焦主营业务、分离非主营业务，把非主营业务推向市场，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突出功能性特点，也更加强化了功能性竞争优势。所谓功能性产业链就是更加注重功能优势组合、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产业链竞争力。所谓市场化供应链就是根据竞争优势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其次，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效应对产业链竞争。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困难因素增多，产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大国博弈的焦点正在从产业链分工转向产业链竞争。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积极的应对就是必须更好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作用，夯实产业基础，提高产业水平，优化产业组织。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使之在补链、稳链、强链中发挥主力作用。这次疫情防控更加印证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关键时候还是要有“国家队”。大国经济没有这样的“国家队”支撑，既不能有效竞争，也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当然，“国家队”不意味着单一资本、垄断一切，依然要多元化、市场化。

第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化产业链协同。产业链的形成是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随着产业分工从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决定了产业链逐步优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产业链的张力和能力。垂直分工是基于市场而形成的自然分工体系，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分工。而水平分工是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产业环节相匹配的分工。后起工业化国家或长或短都经历了从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过程，以此来实现产业链总体移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从来料加工起步，逐步向制造领域延伸，把比较优势转化为规模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跨国公司把生产制造的配套环节批量转移过来，形成专项加工优势和超强配套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提升制造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并及时抓住全球产业链转移机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制造基地和产业链枢纽，形成既是水平分工，又是垂直整合的产业链合作模式。

但是，无论是垂直分工的产业链还是水平分工的产业链，都是基于竞争原则形成的，目标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数字化条件下，是以共生为原则的，追求协同效应最大化。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深化共生理念、放大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链信息协同、网络协同、线上线下协同。产业链全方位协同进一步扩大产业链开放合作，促进产业全面升维，提高产业链的融合度。市场化和数字化加速开放进程，促使国有企业扩大分工合作，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跨界、跨境合作，最大限度地推进专业化分工、多元化合作、紧密化结合，不断提高产业链弹性。

当前，在数字化大背景下，我们面临新的产业链竞争，形势更加严峻，战略指向更为清楚。如果缺乏产业链竞争意识和应有准备，就会增加产业链的安全风险。

第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催生产业链集聚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场革命，必然会对产业链带来深刻影响。现有产业链是与工业化体系相适应的，传统的产业分工硬化成为一种格局，固化了产业流程和资源配置，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链布局。数字化打破了产业链的格局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特殊产业地位，其数字化转型无疑是对产业链的重新格式化。

其最具标志性的是产业链集聚化，这是与产业集群相伴而生的现象。数字化驱动产业向特定优势区域集群化发展，带动产业链集聚化特征明显，成为数字时代产业竞合发展的大趋势。产业集群从过去核心企业带动到数字化驱动并引导相关产业跟进，加速向优势区域集中，逐渐成为产业发展新常态。

特别是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产业链完善注入新元素，促使产业链有机整合而不再是片断化累加，使产业链从自成体系转向共生协同。坚持共建共享、多元协同、互利共赢原则，服务于业务需求，集合更多业务相关的企业于产业链上，更增加了产业链的活跃度，放大了产业链效应。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协同性和安全性，全面提升产业链水平。

数字化赋能产业链现代化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是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要以突出产业链现代化为重点，这样才能引领产业链新格局，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

产业链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是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必然现象。在工业化时代，根植于竞争思维的企业规模最大化，让我们更多关注企业规模扩张和产业竞争能力。但是，数字时代，产业的关联性已经超越产业本身，产业链共生成为全球化现象。数字化赋能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合作模式，为产业链现代化奠定基础。

第一，以产业基础高级化支撑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以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为前提，只有产业基础能力全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

数字化转型着力点就是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基固本的条件，从而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支撑。

产业基础能力涵盖底层技术、基础零部件和材料，基础设施，质量标准、产业环境和人才队伍。总体来看，我国产业基础能力还不高，这也导致产业链竞争力不足。因此，我国产业基础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支撑产业链现代化能力还十分有限，所以必须加大力度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重在基础建设，当前重点是要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基础结构。目前产业基础结构参差不齐，产业新度系数较低。随着数字化加快，凸显基础设施短板制约，这种结构性不对称，既制约数字化发展，也制约产业链配套升级。对此，国家已经作出战略安排，加快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满足产业链现代化的需要。

第二，数字化推动产业链创新。产业链创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源自企业创新的推动，产业链是以企业为主体构建的，企业创新不断推动产业链创新。特别是企业数字化创新，打破了创新流程各个环节的界线，促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使得企业创新流程能够有效实现快速迭代。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万物互联，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更新换代，通过对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拓宽产业新边界，推动产业链创新。

二是对产业格局的影响。现有产业链是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上的，适应了工业化的需要，形成固有格局。随着世界经济加快向数字化转型，必然会推动产业链发生格局性变化，形成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其核心是按照数字思维，深化多元化合作、优化产业链布局、强化共生协同效能。网络化使得信息实时交互，供求精准对接，资源自由流动，线上交互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打破各种形式的信息壁垒和数据资源垄断，不仅节约时间，也重新匹配资源。数字化生产流水线、数字化物流流通系统、数字化产能预测和数字化销售平台，产业数字化正在为传统产业带来全方位的数字化赋能，并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第三，平台重组产业链。通过平台赋能产业链，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增强产业链韧性。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沿产业链深度融合线上能力和线下生产力。促进产业链各环节互联互通，形成产业链企业间协同互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联动。增加产业链稳定性、安全性、开放性。

平台化使企业联结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平台成为产业组织者，企业从过去垂直分工的组织体转变为平台经济体，平台集合线下存量与流量，建立赋能型产业共同体。为关联企业精准对接供求信息，整体降低交易成本，全面提升产业链效率。打通供给端到用户端，取消许多中间环节，从而缩短供应链，节约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因此，在数字化的条件下产业链不是无限延长的，而是趋向短小精悍，精炼高效，减少产业链错配和浪费。

第四，强化数字应用创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拓宽产业链领域，优化产业链格局。新场景开发改变了需求取向，重构资源配置方向。从而对传统产业链进行重组和再造。例如，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催生并推动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扩张性增长，导致产业化跟进发展速度超常。随着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的适应性改变，还会进一步扩大数字化需求，营造数字化应用新场景。

随着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形成数据积累，作为全新的生产资料，既为产业数字化提供基础支撑，也为应用场景开发提供必要条件。因为数据生产资料可以与各大产业、各个行业深度融合，可以赋能产业链的各大环节，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销售全过程。从而创造应用新空间，完善产业链新功能。

总之，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变革，必须要把数字化转型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数字化转型必然会推动制度性变迁，平台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将创新企业体制机制，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平台替代公司”，推动由公司制向平台化转变，也会促变国有企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促进转型和改革的结合，就是要放大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现代化中的带动效应，关联影响，倍加优势。

(作者白津夫教授、博士，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兮，东北亚开发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