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撒药损害稻田 赔偿应该怎么赔？

“这无人机惹出来的祸端总算解决了，天天纠着的心可以踏实下来了。”近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的接访室内，签好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向检察官表达谢意，一场持续三年多的喷洒农药损害稻田侵权责任纠纷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无人机洒药，稻田遭殃

2018年上半年时，家住江苏省张家港市某乡镇的村民孙大爷，偶然在电视上看到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广告，认为这个新科技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路子，便联系厂家下单订购，并前往河北进行无人机操作的培训。

半个月后，学成归来的孙大爷印发了大量的名片和广告单，到处宣传自己的无人机喷洒农药业务。2018年9月初的一天，当地种粮大户高老板根据广告信息联系上孙大爷，请他对自己承包地的100多亩闲置荒地喷洒除草剂。两人将喷洒的范围和费用谈妥后，孙大爷用高老板提供的农药进行加水稀释、灌装后，进行无人机喷洒作业。

忙活了两天，喷洒全部完成，可孙大爷刚结算完费用，就接到电话称喷洒荒地旁边的稻田出现了大面积死亡。他匆忙赶至现场，一眼望去，顿时傻了眼，原本生机勃勃的稻田满是枯黄。

即使全力救治也于事无补，稻田的毁损依旧快速蔓延，高老板一时间束手无策。他分析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是孙大爷在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的过程中，误将周边种植水稻的部分地块一并喷洒了药剂，导致在生水稻被大面积污染。

即将进入的金秋十月是水稻丰收的季节，可近300亩的水稻却已是枯叶和瘪谷，高老板多次上门找到孙大爷，要求确定水稻的收割情况和损失情况，并进行赔偿。

不服判决，无人机主申请监督

面对高老板一方的指责，孙大爷则坚持认为自己操作规范，不应给予赔偿。双方各自满腹委屈，根本无法协商一致，关系越闹越僵。

2018年9月18日，在又一次争执中，双方因为谈不拢报了警。在警方的调解下，9月21日，孙大爷承认其喷洒的行为影响到了周边稻田，向高老板支付5万元赔偿金。

可经过测量，毁损的290亩稻田至少价值十几万元，高老板认为这5万元远不能解决问题。继续索要未果后，他一纸诉状将孙大爷告上法庭，要求孙大爷赔偿损失。

法院结合出警记录、孙大爷已经支付5万元的事实，根据该市农服中心出具的定损报告，于2019年6月依法判决孙大爷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除去之前支付的5万元，还应赔偿高老板91912元。孙大爷对一审生效判决不服，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经再审复查，驳回了孙大爷的再审申请。

一审判决和再审裁定下发后，孙大爷以无钱款为由拒绝履行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高老板只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立案后，于2020年5月从孙大爷被冻结的银行卡上划扣了2万余元交付给了高老板。

“我就按他们说的范围用飞机打了他们给的农药，稻子死了咋就全赖我了?”2020年9月，孙大爷来到张家港市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

调查核实，判决并无不当

“那时候他们人多，围着吓唬我，我迫不得已才给了那5万元，可这不代表我认了这事啊。”孙大爷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是他的行为造成了稻田受损，并反复强调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出自高老板提供的喷洒药剂，其中含有国家明令禁用的农药百草枯，无人机在正常喷洒过程中，含有剧毒的药水受到风力影响才会污染到周边稻田。

张家港市检察院受理了孙大爷的监督申请后，迅速调取材料、分析案情。经过审查核实，孙大爷并没取得无人机驾驶资质，其操控无人机喷洒农药后稻田遭受毁损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以及2018年9月18日关于本起纠纷的出警视频记录，视频内容经法庭质证予以确认。

至于5万元赔偿款，是在双方争执已经停息、高老板等人也不在现场时，孙大爷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其提出的受到威胁并无证据证明。

为了进行更准确的研判分析，承办检察官前往事发地查看了喷洒作业现场、稻田和荒地的位置，并到该市气象台调取事发当天的风向情况，咨询了多位农业专家。检察官发现，百草枯药剂自2016年起已停止在国内销售和使用。孙大爷认为喷洒的药剂中含有百草枯仅是听说，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而当地农资经营部的账本及其负责人的证言，均印证了高老板在2018年9月初购买了百余瓶草铵膦除草剂，该除草剂虽然低毒，但如果喷洒方法不当，飘移到周边作物，仍会对作物生长造成影响。

案涉作业地处在长江边沿，气象机构载明的风向风速与江边的风向风速因地理位置不同会存在不同，故气象证明显示的风向风速也不能达到孙大爷的证明目的。而风力的影响对行业的专业人员要求认知能力，孙大爷在操作无人机喷洒作业时，应遇见到天气因素、农药飘移等因素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对相邻稻田造成损失。

综合各方面因素，办案检察官认为，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孙大爷的监督请求难以获得支持。

释法说理，实现息诉和解

根据查明的事实，检察机关本可以立即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但就这样对案件一结了之，双方的积怨纠纷并不能得到解决。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办案检察官尝试促进双方和解。

年近六旬的孙大爷在重复、复杂的诉讼过程中已经身心疲惫。而高老板则一直坚持认为，按照他的估算，实际损失超过20万元，而按照法院判决只要孙大爷再补齐7万元，已是仁至义尽。

为了解开双方心中的疙瘩，办案检察官多次上门向孙大爷解释难以支持其申诉主张的理由及法律依据，并与高老板沟通，从情理角度给予可行性建议，请他对余下的赔偿款作出适量让步。

在积极匹配双方需求的过程中，办案检察官了解到，高老板对植保无人机的应用很感兴趣，作为种田大户，他很愿意通过使用无人机降低劳动力成本、增效增收。而在稻田被毁损后，孙大爷斥资数万元购买的无人机一直闲置在家，未敢再使用。检察官发现，这台无人机或可成为一把打开和解之门的“金钥匙”。

2021年2月，经过办案检察官多次倾心尽力的沟通和疏导，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并现场履行。孙大爷再赔偿高老板5万元，高老板自愿放弃余款2万余元，另外作价1万元回收孙大爷的无人机。双方纠纷就此一次性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