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论“数”｜何伟：新发展阶段下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逻辑

数字化转型成为当下热门话题。围绕数字化转型这一重要工作，中央和各地、各部门都出台一系列政策，其中两个方面的政策动向值得关注。一是政策地位更高。2020年以来，工信部、国资委等相继出台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文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标志着数字化转型正式上升为国家明确的政策方向。二是政策举措更实。当前各地都在加强政策落地的力度，纷纷推出数字化转型政策举措和一系列激励机制、特色做法，编织了一张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实施的政策网。

当前，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更丰富，政策体系更完备，政策措施更具可操作性，这些政策的新变化背后的主要逻辑集中在三个方面。

适应新技术不断演进的主动选择。技术的迭代更新是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演进升级，尤其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深度广度不断加深，赋能作用不断加强，创造的应用场景也更加丰富。这就要求，我们主动适应技术演进规律，将政策从“互联网+”拓展到“5G+”“智能+”等新的领域和范围。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主动把握数字技术演进的特点，才能推动转型取得切实有效的成果。

适应新需求不断转变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数字化转型开始从消费服务领域加速向工业制造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更大的需求将来自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应用场景多、发展空间大，正成为数字化转型焦点，还是一片蓝海。政策层面关注到这个趋势，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领域出台了系列政策，积极满足传统企业新的转型需求，有力地赋能数字化转型进程。

适应新要素快速发展的前瞻布局。从更本质的角度看，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据驱动下，数字化转型必然从围绕优化流程向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更深层次应用发展。如何强化数据驱动这个核心逻辑，推动数据要素潜力的不断释放成为当前数字化转型政策的重心和难点。

结合技术供给、应用需求和数据要素等方面的新变化，还要不断打造更完备的政策体系，更好地服务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实践。从政策角度，我们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抓场景引领。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是我国数字经济的最大优势。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举措，应该牢牢牵住应用场景这个“牛鼻子”，围绕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和主要的赋能技术，坚持以用户视角看待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推出一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应用场景，建设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数字化转型体验中心，切实引领企业和用户共同创新应用场景，放大应用价值，全面激发数字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的热情。

二是抓主体培育。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围绕企业转型主体的地位，我国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助力数字化转型落地见效。下一步，应该继续强化政策手段，夯实企业主体的数字化能力，打造大企业数字化转型主力军，同时引导带动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三是抓生态构建。数字化转型不是企业单枪匹马就能干成的，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还比较弱。下一步政策重点应该是着力构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和服务的生态体系，一类是应用生态，重点是面向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规模化应用的初期，通过应用大赛、示范引领等政策手段，明确应用场景和路径，降低应用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一类是服务生态，重点是依托产业联盟、行业协会、产业园区和集群，通过建设产业平台、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等方式，集聚各方资源，为企业转型提供测试验证、推广解决方案等服务，解决企业不能转、不会转的难题。

（何伟 作者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