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柏庭：红色抒情诗人殷夫是不该被遗忘的

在中国新诗史上，作为红色抒情诗人的殷夫是不该被遗忘的。殷夫(1910—1931)，原名徐柏庭，笔名殷夫、白莽、莎菲等。殷夫十四五岁开始写诗，1930年初自编《孩儿塔》诗集，其中有一组《放脚时代的足印》的小诗，即是1924—1925年间写的，显露出诗人少年时代的才华。在殷夫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曾三次被捕入狱。他对革命坚贞不渝，是兼革命家和诗人为一体的先锋诗人。

普罗诗人的鼓号

20世纪20年代末，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诗人，以强劲的革命呐喊冲击着中国诗坛，展示着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赤心。在艺术上，蒋光慈继承了郭沫若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豪放、恣肆、高朗的艺术风格，但还比较“幼稚”，即诗人的真情还没有提升为诗情;在表现手法和语言上过分直白，给人一种过于强烈的情绪“愤泄”，就像他也承认的“我的诗同我自己本身一样，太政治化了，太社会化了”。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先行者，他不但要做“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自题小照》)，“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新梦·自序》)，而且要“勉力成一个东方平民诗人”，做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终生”(《鸭绿江上·自序诗》)。

作为红色革命诗歌的早期探索者，蒋光慈以简单明快且极富鼓动性的诗情推动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气，甚至艺术上的粗糙和诗歌的无节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既有时尚和流行，也就有过时和扬弃。就像他的突然而至一样，蒋光慈很快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颓废的浪漫文人。

现代革命历史的形象再现

继蒋光慈后起的是站在普罗诗歌艺术顶峰上的年轻歌者殷夫。他在现代中国红色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上承续蒋光慈又跨越了蒋光慈，他把革命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水平，成为这个诗派成就最高的代表诗人。鲁迅高度评价殷夫的诗歌属于我国诗歌发展的新时代，称他的诗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是属于别一世界”的“无产阶级新世界的诗”(《孩儿塔·序》)。

殷夫的诗歌是典型的“红色鼓动诗”，是作为战士的诗人从充满着火与血的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呼喊出来的，因而诗中的意象大多来自实际生活的感受。他诗中虽然有呐喊，但是借助于丰富的诗歌形象且饱含着高昂的革命激情的呐喊，是借助于来自斗争生活的诗性表达的呐喊，因而能敲击读者的神经和心灵。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无疑是红色抒情诗歌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这是全世界的创伤，/这也是全世界的内疚，/力的冲突与矛盾，/爆发的日子总在前头。/呵，我们将看见这个决口，/红的血与白的脓汹涌奔流，/大的风暴和急的雨阵，/污秽的墙上涂满新油。……/呵哟，这是一阵春雷的暴吼，/新时代的呱呱声音，/谁都溶入了一个憧憬的烟流，/谁都拿起拳头欢迎自己的早晨。”这里，诗人不是一个人在歌唱，他是和他的同志、和广大的工人群众一起在“五一”罢工示威游行中“暴吼”，是无产阶级对新时代的憧憬，也是诗人对现代革命历史宏大场景的形象再现。无产阶级的理想、信念、气势在殷夫那种饱满的革命诗绪中畅达地宣泄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创造、想象和抒情，在殷夫那里，抒情主体已不再是“我”，而是和伟大的集体力量结为一体，也和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融为一体。五四时期那种个人化的自我抒情被抛弃了，文学中的个人的有限性和无力感、悲戚无告的心绪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视死如归的力量和勇气，是群体的“我们”发出的时代大音。因此，在同一首诗里，作为个体的“我”不再感到丝毫畏惧，因为“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我”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集团和一种不可战胜的历史力量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殷夫的诗是动的而不是静的，从他的诗的节奏里，能够听到无产阶级在大时代的铿锵步调和对光明世界的憧憬，感到那些悲壮的为争取自由的人们的热情和力量。

革命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型

抒情主体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新诗主体精神的转变，它使得新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体现着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表征着现代文学不可逆转的主流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说，殷夫是早期“红色抒情诗”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作为这一诗派的代表诗人，殷夫的诗歌总是充满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激情：“我们是受饥饿，寒冷所压迫的一群，/苦痛和愤恨象蚕一般地吞啮着我们的心头，/我们没有欢乐，和幸福，也没有叹声，/我们只是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踯躅前进!”“我们肩并着肩，让冷风吹着我们的赤身，/我们手牵着手，互相传递着同情和微温，/我们带着破碎的心灵和痛苦的命运，/忍耐着，忍耐着，一起地踯躅前进!”“在我们的心里，愤怒的炬火已经燃起，/反抗的热焰已经激动，激动了我们的血液，/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把脚步整齐，/向前走去，冲去，喷着愤怒的火气!/……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霞，旖旎!”正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锤炼了诗人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背叛了出身的统治阶级，转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歌手。

殷夫的诗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型：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意识到阶级意识，从家庭桎梏到广阔的社会，从个人的叛逆到阶级的觉醒，并且建构起了新的革命伦理：“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别了，哥哥》)。诗人的叛逆，形象地表现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力地粉碎了旧的宗法文化结构，昭示着一个在烈火中奔向永生的革命者的身影。殷夫在《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中写道：“你是你，我是我，我和你相互间的关系已完全割断了，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你是真实的，……但你却永远是属于你的阶级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坚定向上的力量，它颠覆和解构了旧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它打破了旧的封建的血缘关系，使个人的反叛融入新的觉醒的阶级集体之中。

清醒而深刻的理性自觉

在“红色抒情诗派”中，殷夫是清醒而坚实的。他的诗歌来自对劳工生活的真切体验和对都市工业文明的批判，诗人的抒情方式是和现代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灰色的房屋在路旁颤战，/全盘的机构威吓着崩塌，/街上不断的两行列，工人和汽车;/蒙烟的黄昏更暴露了都市的腐烂。”“富人用赛马刺激豪兴，/疲劳的工女却还散着欢笑，/且让他们再欢乐一夜，/看谁人占有明日清朝?”(《都市的黄昏》)殷夫在诗中扬弃了空泛、虚浮叫嚣的诗风，无产阶级的信念、乐观和理想在他的抒情中得到形象的表现。由于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不是出于狂热式的情绪表达，而是从具体的场面、情境及独特的视点抒写自己真切的感受，所以他能够较早觉悟并克服“革命浪漫蒂克”空泛、虚浮叫嚣的诗风，鲜明地表现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现实体验相融合的抒情个性。清醒而深刻的理性自觉，使他的创作超越了侪辈幼稚而粗暴的呼喊。

殷夫的红色抒情诗感情真挚，文字委婉、细腻，风格健朗、活泼，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气魄，明快的节奏、丰富的幻想，充分表现出殷夫的诗人气质，诗人以他充沛的激情表达了崭新宏伟的无产阶级文化理想。丁玲高度赞誉他“是这样的富有革命热情，这样的有力量。他是一个十足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为了我们，为了革命，……流过他的血……他是诗坛的骄子，他是新的诗人”(《殷夫集·序》)。他的诗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存在和审美符号，作为一种精神镜像和文化遗产，传递着革命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价值信念、文化人格和精神面向。他的红色抒情诗表征着建立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愿景。殷夫的诗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