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何以三分？来看看文物还原的真实三国

展览：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

展期：1月23日至6月18日

地点：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作为经典文学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但，尽管早已看惯三国故事里人与人的精彩互动，却未必能对那段风起云涌历史展开的环境、舞台以及“服化道”有所体味。“人靠衣衫马靠鞍”，若是历史剧中的三国英雄赤身裸体、赤手空拳，旷世气概大约无从说起。幸好文献短板给历史人物带来的“困窘”，还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工作者给予弥补。近百年零零碎碎的文物积累，群雄逐鹿中原的金戈铁马已经依稀可见。走进中华世纪坛，徜徉于一度风靡东洋的“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透过那一组组历经时光洗礼的遗存，或能让我们隐约看到想象中熟悉而又陌生的澎湃时代。

天下何以三分

假如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网络传媒，那三国故事应当是常常能冲击热门榜单的话题。而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三国演义》的出现当然是引爆三国话题热度的关键节点。“三国志展”显然深谙于此——其以明清时期对三国故事的记忆、书写和演绎为序厅的主要内容。出土、收藏于全国各地的三国故事图像、雕塑，构成了当今人们想象三国的第一重门户，让观众首先步入了群体记忆源头的追溯，从而形成了记忆表层——明清历史的文艺衍生品(记忆溯源)——三国历史文物(历史底本)这样的递进层次，展览场域的张力便在层次间差异中舒展。对三国故事沉迷愈深，便愈能感触到这重张力所带来的强劲、曲折而丰沛的知识冲击与文化体验。

林俊杰唱：“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三国的故事总是要从东汉说起。两汉，作为长达四百年的统一王朝，对于中国族群认同感、文化凝聚力的形成，显然意义非凡。“认同感”“凝聚力”这样的字眼，读起来似乎显得空洞，但在展览中却落脚于时人生活的点滴。甘肃出土的青铜车马，是汉代普遍的样式，在四川的画像砖、陕西的出土物中，亦能见到同款。头小颈长、细长腿大屁股，正是西来天马的特征，印证着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的巨大影响。材质各异、形式却大同小异的各地耳杯，图像、实物互见的楼阁，还有普遍流行的画像砖石，均见证着大一统王朝的影响与魅力。而大一统的前世，正是后来三国均不甘于现状的原因——前人已经树立了榜样，谁心中又能没有统一江山的理想呢?

《三国演义》和相关经典电视剧，给人们留下的东汉末年印象：铁蹄铮铮、连天烽火。细究字里行间祸结兵连的原因，则是宦官专权、农民起义、军阀争霸等“人祸”。这些“人祸”可能让局中人或浑然不觉或痛并快乐，但却早已被后来的旁观者反复总结。与之相反的是，“天灾”可能让局内人有切肤之痛，冲击力更大，其影响却并非常为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所体味。至于自然环境长时段的周期性变化，便更难令人洞悉。所幸，“人祸”的教训见于史，“天灾”的痕迹存于物。

通过对零碎史料的梳理和环境考古研究，学者们已经观察到，从东汉之初直至六世纪，我国天气趋于寒冷，三国时期的平均气温已低于汉武帝时期。展览的引导词便试图提示这一少为公众所知的观察角度。东汉“小冰期”所导致的环境趋于寒冷，会使得东汉统治者承受更多的统治压力，这些压力既有粮食减产歉收带来的内忧，更有游牧民族不堪寒冷频频南下的外患。而当内部制度也积重难返，无法应对，盛极而衰的颓势，便无法挽回。于是各地群雄以忠义之名，“毛遂自荐”为朝廷分忧，起兵混战。展柜中的刀戈弩箭透射着一时间的风起云涌。而纷争的结果，便是北曹魏、南蜀吴的三国鼎立。

北曹魏

小说《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本位，曹魏是“霸屏”时间最久的大反派。但从客观来讲，曹魏在形式上得东汉禅位，在地盘上居政治经济核心要地且面积最大，在后续发展中为统一天下的西晋所继承，倒是最具正统的派头和气势。它显然是三国中实力最强的政权。

曹魏政权的成功，当然与创始人曹操密切相关。作为经久不衰的网红人物，曹操在2009年成功把舆论热点引向了发现其陵墓的考古文物界，让当时长期以来远离公众视线的考古工作者在闪光灯下不知所措。这般情境，若是阿瞒地下有知，也会暗搓搓地得意发笑。而引发巨大争议的曹操墓，此次也被引入展览。策展者在设计曹操墓相关的文物时，特意在展厅模拟了部分墓室空间，以使观众切身感受此墓室的体量。而如此设计，则向观众暗示了考古专家论证曹操墓为真的一个基础理由，即墓葬规模。

真实的曹操墓总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与以往发现的曹休墓相比，形制类似，且规模更胜一筹。仅以此一点来看，能比曹操养子曹休地位更高的人群范围，实际已经非常小。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墓主人六十来岁的年龄、曹操墓本身的地理位置，更将墓主人的身份定焦在曹操身上。十年前的争论让作为关键证据的几件文物尽人皆知，而墓葬中实际还出有一些精巧的小配饰，此次也列入展览。

墓葬的发现，能让我们聚焦于社会精英的个体，进而管窥时人的风尚。而城市考古，则更能透露出社会与组织面貌。曹魏邺城之名似不够响亮，但说起位于其西北部打算用于“锁二乔”的铜雀台，却是尽人皆知。曹魏邺城为曹操之王都，它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中的一座重要城市。邺城北有宫殿、苑囿、中央官署，南分里坊，且有较明显的轴线设计，与此前汉代都城的设计颇不相同。如将隋唐长安城与之对比，可知长安城的规划亦从中所获良多。仅以邺城及其后世的影响而窥曹魏政权的方方面面，所谓“奸雄”，其功过是非，或本不该由文学家的立场而轻易定夺。

南蜀

《三国志》中，陈寿虽然出身蜀汉，但其借不止一人之口称呼刘备为“枭雄”。这听起来不像个好词儿，包含有凶狠狡诈之意。好哭鼻子的刘玄德怎么能是这么一号人物呢?细细琢磨刘备的言行，可能还真有点儿狡猾的意思。单从宣传策略来说，在东汉讲究门第的社会环境下，起家之时拼爹十分重要。曹操的爹曹嵩背靠养父大宦官，官至太尉，孙权的爹孙坚是地方军阀，而刘备呢?本来是个不入流的卖鞋小商贩，但，奈何人家姓刘，硬是给自己扒拉出来一个特别能生的祖宗中山靖王刘胜来攀附，所建政权还号称继承了汉室大统，这宣传工作体现出的深沉权谋，着实令人佩服。而刘备这一拨儿“骚操作”，直接惠及“三国志”展览。本来三国相比，蜀汉政权方面既无曹魏帝王级大墓的发现，也缺少朱然墓漆器、走马楼吴简等罕见遗存，但偏偏刘备认的老祖宗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是举世罕见的重要墓葬，随手祭出几件铜器，其重要程度足以与魏、吴两家平起平坐。

当然，刘备的能耐不止于认祖归宗，还在于他发掘了“宝藏男孩”诸葛亮。广为人知的诸葛亮伐魏，是个相当悲伤的失败故事，但他对蜀汉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非常成功，而这正是此次展览选取的蜀汉亮点。展览中所展的孟腾子母铜印出土于云南，孟腾，可能正是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族人。云南地区众多汉式遗物的发现，证明了汉晋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密切交流。

东吴

刘备虽然存在感最强，但若细观三国地图便可知蜀汉政权实际最弱。与之相比，同处南方的孙权显得低调务实，闷声发大财，一心搞经济。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举措，便是派人出海与夷州(台湾)、珠崖(海南)、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建立联系，堪称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与航海事业的标志性人物。与孙吴政权相关的重要文物发现着实不少，此次展览重点展示的几组均与经济活动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首先是越窑青瓷。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烧制成功，代表了中国成熟瓷器的出现，是中国陶瓷技术的一大飞跃。孙吴治下，正是越窑青瓷生产的快速发展时期，从展览中所见的诸多精品，可知其已初具“素肌玉骨”之象，釉面均匀光亮，色泽温润。用于丧葬的青瓷魂瓶，上部装饰内容异常丰富，更反映了当时南方地区的生活情境。

其次是朱然墓出土漆器。朱然应当是蜀汉粉丝比较讨厌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曾与潘璋一起擒杀关羽，又随陆逊击溃刘备，为孙吴名将。但朱然墓却是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墓中出土了大量漆木器。漆木器是汉晋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手工业产品，其在经济史、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意义非凡。但作为有机质文物，若非南方多水的特殊埋藏条件，漆木器在两千年的氧化作用下几乎不可能被保存下来。因此，朱然墓出土的这批漆器极为难得。而展览中选用的这件童子对棍漆盘又尤为特殊。其底部有“蜀郡作牢”四字，表明其产地并非孙吴辖地，而是蜀汉。在战场上，蜀吴针锋相对;在商场上，两地互通有无。如此文物见于朱然墓中，尤显耐人寻味。

在展厅中，孙吴还有一组遗物，虽展示性不强，但却极其重要。那就是走马楼吴简。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走马楼西街发现一批孙吴的纪年简牍，数量达10万枚以上。仅是从观赏的角度出发，简牍中包含各类书体，而魏晋时期又是中国书体书风演进的重要阶段，大家辈出，则这批材料的书法史意义不言而喻。

而更重要的是，《三国志》虽名为“志”，但实际只有描写人物事迹的“纪”“传”，缺少正史中用于记录典章制度的“志”。因此，通过《三国志》我们虽然能够了解当时的一些史事，但却无法深入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组织结构，与地处中原、位居正统的曹魏相比，吴制的材料就更少。而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正弥补了这一缺憾。其内容中包含的大量经济、基层行政事务的记述，甚至能够启迪学者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吴国的另一重世界，就此展开。

展览的最后，以关二爷压阵，似有多层次的意趣。他仿佛是在呼应：这尊关羽铜像为明代铸造，与《三国演义》同代，造像与文章呼应，显现出明人对三国时代的想象，正与展览开头的回忆溯源呼应。他仿佛隐喻着三国的记忆结局：三国之中，他不过是一名失败的将领，但时至今日，他却成了最流行的神祇，这中间的曲折，这最后的结果，是合理还是荒诞?他仿佛是在镇展：既是难得的镇展之宝，也是百邪莫入的武圣。但若祛魅而观，他又有些像一位刚刚看完展坐在凳上歇脚的大叔，紧锁的眉头，落寞的深情，是不是想起了近两千年前的气吞万里如虎呢?(记者 丁雨)